民国时期大学教学论学科发展透视以国立中央大(2)

1932年国立中央大学奉令进行改组，教育学院分教育学系、心理学系、艺术科、体育科、卫生教育科。其中教育学系即为原来的教育心理系、教育社会系、教育行政系、教育方法系改并而成。据统计，“1933年，教育学院教育学系必修课程为27门”[5]。据1934年校务会议颁布的《教育学院教育学系选课指导书》规定，教育学系开设教学论课程包括普通教学法(必修)、小学各科教法与教材(选修)和中学各科教法与教材(选修)。普通教学法于第二学年开设，学习时间为半年，3学分，每周上课3小时，该科目的开设旨在“使学生明了教学法的一般原理原则；使学生获得所需之实际教学技术”[6]。

(三)师范学院阶段(1938-1949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中央大学全校西迁重庆沙坪坝(除医学院迁至成都华西坝、附属实验学校迁至贵阳外)。为适应抗战需要，1938年依《大学组织法》规定，国立中央大学成立研究院，“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术，供给教员研究便利起见……研究院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研究所。凡具备三研究所以上者始得称研究院，在未成立三研究所以前，各大学所设各科研究所，不冠用研究院名称”[7]。同年，国立中央大学奉令将“教育学院”更名为“师范学院”，教育学成为师范学院下设的一个系。此时的师范学院，除保留原有教育学院系科之外，还增设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体育、公民训练等7个系。据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表》和《各院系共同必修科目表》规定，师范学院各系共同必修科目包括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教材教法之研究、社会科学等。1940年国立中央大学复校，教育学院也随即恢复，开始招收教育学系和师范专修科(行政组和史地组)新生。教育学系(师范专修科)教学论必修课程包括课程通论、教学法、各科教学法、普通教学法以及参观与实习等，选修科目有设计教学法、复式教学法、单级教学法、历史研究法等。1944年，师范学院改为师范研究所，设教育学部和心理学部。教育学部的教育学系必修科目包括教育概论、教育哲学、普通教学法、小学教材及教法、训练原理及其实施、参观和实习等。

二、国立中央大学教学论学科的发展特征

国立中央大学教学论学科经历了教育科、教育学系和师范学院三个阶段，其发展呈现如下特征：

(一)培养目标注重学术性和社会应用性相结合

1933年，常道直在《师范大学之双重的任务》中指出，“师范大学的任务……一方面他是大学之一，也与其他大学相同，负有研究高深学术之使命。他方面，‘师范’两字，指出专门陶冶的功能，因此，他更负有专业训练的责任”。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均把教育学术研究作为其目标，但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我国学制将大学的任务定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师范大学所要研究的学术范围则包括：“理论的教育学科；教育研究上所需要之辅佐学科；小学及中学教学上所需要之科目。”换言之，师范大学的教育学术研究主要与中小学基础教育紧密相连，它“强调的是学术的广度，所开设的课程注重对中小学教育的覆盖面。而综合性大学的学术研究强调的是学术的深度，所开设的课程注重对基本理论的深入探讨和钻研”。比较而言，国立综合性大学在学术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此外，国立综合性大学因其拥有良好的学术环境、相对宽裕的研究经费、师资力量雄厚等，它们除关注教学实际问题研究外，同时还注重教学方法研究与实验，偏重在教学实践研究的基础上解决教学问题。国立中央大学作为一所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也秉持上述教育理念，教学论学科以“培植教育研究人才，养成师范学校及中学师资和养成教育行政人员”[8]为目标。换言之，教学论学科负有培养“师资”“教育行政人员”及“教育学术研究者”三重任务，这三者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不妨说，他们的任务是从训练师资开始，期间培养了一批教育行政人员，而最终却造就了一批教育学术研究者。这三者的关系不是平行式的，而是有本末先后的。因此，教学论课程设置既要注重中等学校师资的培养，训练学生各科教学能力，使得大学教育学系毕业后满足中等教育师资的社会需要，同时也要培养教育学教师，注重教育学术研究。此外，教育行政人员的培养也需要具有教学经验的教师担任，为此，教学论课程设置须与培养目标相适应，培养具有学术性和应用性相结合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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