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女子学堂教育及女学生的文学创作(4)

（三）关注国家的高度责任感。近代女学对爱国救国之观念的教育及传播格外注重。吴瑞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体育》指出：“甲午战后，庚子辛丑，频年受侮，上下痛心。辛亥革命，国耻未雪。全国人士，纽于尚武救国之说，即以练兵式体操为雪耻整备，全国学校一致实行。”[18]228很多女校在此号召之下，纷纷设立了体操课程。 宗孟女学在其校舍落成后成立了国民女学会，拟谈论万福华案、俄水手杀死宁波人案及粤汉铁路事，表现了对学生关注时事意识的重视与培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每天在学校晨会上简要报告当天的重要新闻，且经常邀请社会名人来学校做涉及时政要闻、社会思潮的演讲。务本女塾也经常利用节日、假期开展爱国活动，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学生们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爱国热情踊跃爆发，经常表现在其创作之中。

凌叔华《对于中日密约之感言》感慨：“亡国秘约已签字矣！将继朝鲜之后矣！四万万同胞将同沉沦于万劫不复之域矣！……同胞！同胞！莫忘今日之耻！”[19]满怀着爱国之热情的她指出青年之于国家的责任感：“人生自有责任，上而国，下而家，天职何限？苟以风烛憔悴之躯，临天演淘汰之日，有不败者乎？而健康之精神，寄于健康之身体，青年尤应知”。凌叔华发出议论认为，中国国力衰弱于技艺之不兴，文人误于辞章，并指出：“乃乎今日欧风东渐，乃知文章不可以图强”。[20]邓颖超作《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表达了她坚决投身中国民族复兴事业之决心。许广平《不畏难说》则表现了她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念。女学生们怀抱着对于国家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透露出接受过新式教育女性强烈的爱国热情。

近代女学伴随着鸦片战争创痛在国内萌芽并经过一番筚路蓝缕的奋斗渐成规模系统。女子学校的新式教育开阔了女学生的眼界与平台，培养了一批批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思想远见的先进女性知识分子。具备了良好教育水平的女性以笔为戎抒发对于国家的关注、国事的思考、教育的理解、平等的诉求，表现了新式教育对女性眼界与格局的开拓与塑造。

[1]张謇.张謇全集(第六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薛福成.薛福成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4]虞和平.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9]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J].女子世界,1904,(1).

[10]朱浒.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经元善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1]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12]罗苏文.女性与近现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3]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14]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15] 凌叔华.论女子学文之功用[N].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1916.

[16] 张玉法,李又宁.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M].台北:龙文出版社,1995.

[17] 炼石.发刊词[J].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1).

[18] 贺圣鼐.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

[19] 凌叔华.对于中日秘约之感言[N].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1918.

[20] 凌叔华.记学艺会事[N].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1916.

陈欣，女，宁夏中卫人，宁夏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一、近代女子学堂产生的背景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学堂——经正女学，开启了我国国人自办女子学校的先声，其源头离不开其附之的特殊时代背景。鸦片战争惊醒了国人天朝美梦，西学东渐之声日渐强烈，东西方文化进入空前繁荣的交流时代。西方传教士在国内创办的教会女学启发了国内女学的萌芽，在多种思想文化的诱导下，中国近代女子学堂在特殊的时代、文化条件中进入肇端。（一）鸦片战争与西学东渐。长久以来的天朝上国印象让统治者耽于美梦，鸦片战争强力入侵，清政府无力应对，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丧权辱国震惊朝野。这一现实给了统治者沉重一击。张謇谈到《马关条约》时痛心疾首言之：“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1]371但是国内依旧有沉迷于大国之梦的现象，1897年薛福成上呈《筹洋刍议》“自强之权在中国，即所以慑服日本之权，亦在中国，而况中国之才力物力，十倍于日本哉。”[2]533这种看不清国家危机暗藏的短浅目光，随着列强的步步攻击才意识到外强中干的国家内部早已羸弱不堪。李鸿章曾对伊藤博文说：“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国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3]300举国有识之士纷纷探求挽救将倾之国的各种方法。梁启超曾提道：“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乎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乎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乎国民之习惯与所信仰。”欲扶将倾之危邦，教育当为重中之重，女性教育于此被推上舞台。梁启超在《创议设立女学堂启》中指出：“夫男女平等，美国斯盛；女学遍布，日本以强。”[4]225，国外繁荣的女学教育刺激了国内女学的萌芽，“甲午之创，渐知女学”。我国第一所近代女子学堂——经正女学，学习吸收西方女学的办学经验开启了国内女子学堂创办的先河。（二）男性知识分子的倡导与鼓励。率先提起兴女学倡议，当始为国内先进的男性知识精英分子。他们意识到教育不应该局限于男性，女性缺乏教育是整个国家改革前进的巨大阻碍。正如梁启超所说：“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请备陈其义以告天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5]30仅仅依靠男性知识分子无法担负起救国使命，举全民之力方可有出路。早在明末清初时期，我国一些思想家就已经提出了正视女性地位的观念。李贽将夫妻关系提至“君、臣、父、子”之前，提出夫妻平等，支持妇女再嫁，婚姻自主。俞正燮《贞女说》《节妇说》《女人称谓贵重》等文，皆力倡男女平等。袁枚以出自女性之手被收入《诗经》的《关雎》《葛覃》《卷耳》论证女子之才敏不次于男子。宋恕提出：“人之生也，得母气居多，其动也，在母侧居多，故女子不可不学，尤甚于男。”他还主张：“男女六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学，不者罚其父母。”[6]867梁启超于《时务报》上倡言：“治天下之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7]40-42他还进一步提出：“女学与男学必结合，今之美国，殆将近之矣。故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8]14经过他们不断地言说与努力，为国内女学的创办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在女学的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三）社会观念对于女性教育的促进。在男性知识分子的鼓励与推动下，兴办女学的意识与呼声逐渐在社会中取得关注与支持。传统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在社会中受到挑战，长久以来备受压迫的女性卑微的地位有了改变。一些学堂在课程设置就规定了禁止女性缠足的要求，拒绝招收缠足女性。清政府也以官方的正式身份于1907年的《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呼吁国人废止缠足陋习。女性理应接受教育的观念在社会中逐步形成共识。开放女性教育门禁之后，越来越多支持女性寻求平等地位、鼓励女性接受教育的声音在社会上引起共鸣。创刊于1904年的《女子世界》在其 “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的创刊词中就不断声明对于提升女性地位的重要意义。[9]社会力量给予了女性改变自身地位，争取教育权利的支持，女性群体也与之配合并自发组织活动。1895年康有为在广东创立不缠足会并推广至其他地区，获得了众多女性的拥护。同时还有众多投入到新闻媒体的女性群体，以其饱满的热情大力开创女性报纸杂志，仅1914年—1920年，创办的妇女报刊就达35种。社会各界对于女性教育的鼓励与倡导改变了女性仰食于男性的卑微地位，尤其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甲午之后，创巨痛深，朝野之间竞言女学，”[10]70在全社会形成了倡导女学的风气，积聚在社会的舆论力量在推进女学深入发展的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二、近代女子学堂的办学历程近代女子学堂借由鸦片战争进入肇端。然而女子学堂在其发展之时，历经了一番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教会女学为国内女学教育带来了可资借鉴的先验，国内保守势力与传统观念的阻隔，外加办学经费等条件的困窘使女学的发展寸步千里。经过国人的不断努力女学最终在艰难的夹缝中求得生存，迎来国内女性教育的繁荣。（一）女子学堂萌芽与教会女学的联系。近代女子学堂的兴起离不开国外教会的积极推动，虽然国外教会的目的主要是为服务宗教，具有强烈的宗教性质。但是不可否认，国外教会在促进国内近代女学的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教会学堂所设置的课程除了占重要地位的宗教性内容，还包括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近代文理科知识，算术、代数、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世界历史以及外语皆为其主要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对西方近代女性观念的引进，启蒙了国内女性的平等意识。西方教会以其主要的宗教目的挟带着先进的西方教育理念为国内女学的发展开启了肇端，“教会所至，女塾接轨”，教会的进驻带来了国内女学的萌芽。1844年英人阿尔德赛女士来华于宁波创立了国内近代第一所女子学堂，西方教会于中国较为开放的通商口岸等地率先设立学堂，面向全国学生招纳入学——包括女学生。西方教会女塾接纳女学生入学的先进思想模式动摇了女性教育的观念障碍。教会学堂招收学生的起始阶段并不顺利。学堂最先招收的女学生是贫苦家庭的女孩，富裕之家对教会存有偏见，不屑将孩子送去。教会女学开办伊始招收学生成为难题。1850年由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女子学堂，开班时仅有3个学生报名，且有两人因无法承受社会舆论压力被迫退学。另一所在广州开办的学堂，开学时已经报名的学生不敢入学，而后来动员过来的学生在上学不久后便退学。随着国内教育思想的深入与维新运动的影响，国内的教会女学之窘境才有所改善。至1898年仅上海发展了15所女子学堂，招生人数从1869年的576人增至1877年的2064人，至1902年已增至4373人。[11]178-179教会女子学堂的深入发展促进了国内女学的萌芽及发展，是国内女学教育的开拓者。（二）近代女子学堂发展的艰难困境。国内女学在开启之时备为艰难。长期熏浸在中国传统保守思想中的国人观念中依然保留着女性“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三纲五常”等传统教条，传统思想对于女性的禁锢仍然难以撼动。郑观应在其女性教育观念中提出“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纺绣精妙，书算精明，复能相与佐夫，不至虚糜坐食”[12]131依旧带有明显传统思想印迹。张之洞提出：“少年女子段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故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妇职应尽之道，女工应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13]年，张百熙厘定学制，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取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等学堂章程，并由清政府以上谕的形式颁布。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官方教育文件，女子教育不占一字之席。1904年公布的中国第一个颁布且实行的学制《癸卯学制》也未将女子教育纳入正式的学校教育中。《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将女学局限禁锢在了家庭之中，并规定女子教育使用教材其内容取自于《孝经》 《四书》 《列女传》《女诫》《女训》《教女遗规》等书，要求女子通解“妇职应尽之道，足以持家、教子而已”女性教育的地位依然处于被忽视、打压的境地，在社会中对其有所提及却无法赋予其正式的地位。女学办学经费困难亦是巨大的阻碍，办学经济的无以为继对女学的发展带来了致命的威胁，发生了杭州惠兴女士殉身办学、慧仙女士罄产助学、江西一位男性志士断指保学的艰难办学事件。中国近代女学的起步与发展在其成长伊始就备受阻碍，困难重重。（三）近代女子学堂破冰发展及其成就。近代女子学堂虽经历了前期一番艰难的痛苦挣扎，但是在女性教育意识不断地深入与各方人士勠力同心的奋斗中，社会观念对女子教育的约束禁锢逐步放松渐至接受。1902至1912年间，由女性创办和参与创办的新式女校达38所，女子捐款办学比比皆是。社会上对于女性由“贤妻良母”转向“女国民”的呼声越发强烈。1907年，学部奏设女学，在其拟定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与《女子小学堂章程》四章26条明确了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堂在办学宗旨、入学年龄、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培养目标等。且在其章程中规定女子学堂的课程设置中，除了修身、教育之外，还需学习国文、历史、地理、算学、图画、音乐等。官方将女子教育纳入正式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彰显了中国近代女学教育的破冰喜象。同时在女学逐渐步入学校正规教育的正轨过程中，女性留学也渐成潮流。20世纪初期，社会上女留学生的留学潮也成为近代女学崛起的重要标志。1905年后，清政府开始正式派官费女留学生。同年湖南派遣20名女生赴日，云南有13名女子被派往日本学习师范教育。1907年在东京的中国女留学生约有100名。[14]136女学教育的繁荣带动了女子职业教育的进步。1904年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女子职业学校——蚕桑女子学校由史家修于上海创办。此后，各类女子职业学校、女工传习所等渐次兴起。女性教育在筚路蓝缕的奋斗之路中终于破除坚冰，迎来了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新纪元。三、女学生文学创作特点近代女子学堂在步步斗争中取得了繁荣发展，长期困囿于家庭的女性不再以厅堂厨房为主要空间。女性在新式学堂中听国文、习算术、学外语一步步走出尺寸方圆，逐步从社会边缘进入舞台中心并以笔为戎抒发个人胸臆、畅谈社会时事、参与到拯救国家命运的行列中。在其创作中，体现出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较高的文学创作水平。（一）富有见地的深刻思想。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在先进教育理念的熏陶与影响下培养了全新的思想观念。该校校刊——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论著”版块经常刊布学生讨论教育理念的文章，尤其是关于女性教育的话题屡见不鲜，例如《女子于中国前途的关系》《女子教育》等。凌叔华在其《论女子学文之功用》表示：“夫古之三迁教子，再续汉书，以至吟絮颂椒，挽车画荻。所以垂传不朽，岂不学而能之乎？且从来风俗之美，起于家庭。观江汉之休风，诵关雎之雅化，知治国必先齐家也，大丈夫之砥身砺行，为俗所累，果家有贤助，能为累耶？使奇姜不儆重耳，则三晋之雄风，终无振兴之日矣，又安知晋之为晋？”[15]阐述了女性教育之于家庭、社会、国家的重要意义。《记学艺会事》号召女子读书，提出女子能“识诗书，知古今”而不仅是“吟风弄月，略遣闲愁”而已。凌叔华在这两篇文章中痛批了扎根于国人传统文化观念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并鼓励广大女性不要将自己束缚于传统道德观念中，要积极学习文化教育知识提升自我的文化修养。女性接受教育不仅是对卑微低贱女性命运的改变，也是关乎整个国家命运的重要条件。女学生们在其创作中大力强调教育的重要意义，体现了其对教育与人生极富见地的深刻理解。（二）“女国民”意识的增强。随着女子学堂在社会上逐步取得认可与支持，学堂内部对于女性的教育内容与观念更加开明与丰富。很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注重智育与体育全面发展，尤其强调女性的法律知识教育、人格教育以及其自治能力之锻炼培养。加之西方天赋人权思想鼓动，“国民”观念逐步被认识并频繁进入社会视野。女子学堂在教育过程中向学生们灌输培养国民意识与思想，“女国民”的呼声日渐高昂。纯夫在《女子教育》认为培养女德在于“涵养女子天赋的性情，激发女子本有的天良，务使成完全之人格，为独立之国民。”[16]642燕斌在《中国新女界杂志》发刊词中指出：“中国虽有多数女国民之形质，而无多数国民之精神，则有民等于无民。”[17]社会上涌动的“女国民”思潮与女子学堂形成了良好的交互关系，进一步推进了国民意识的播扬。很多接受了“女国民”思想的女校学生纷纷举天赋人权大旗积极为女性诉求教育、经济、婚姻、参政权的平等权利。秋瑾《勉女权》：“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王慧兰《男权平权说》提出男女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应平等对待。由此可见，女学生群体已深浸“国民”之意识与思想，并在其言论表达中展现对于女性“国民”形象的追求与肯定。（三）关注国家的高度责任感。近代女学对爱国救国之观念的教育及传播格外注重。吴瑞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体育》指出：“甲午战后，庚子辛丑，频年受侮，上下痛心。辛亥革命，国耻未雪。全国人士，纽于尚武救国之说，即以练兵式体操为雪耻整备，全国学校一致实行。”[18]228很多女校在此号召之下，纷纷设立了体操课程。 宗孟女学在其校舍落成后成立了国民女学会，拟谈论万福华案、俄水手杀死宁波人案及粤汉铁路事，表现了对学生关注时事意识的重视与培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每天在学校晨会上简要报告当天的重要新闻，且经常邀请社会名人来学校做涉及时政要闻、社会思潮的演讲。务本女塾也经常利用节日、假期开展爱国活动，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学生们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爱国热情踊跃爆发，经常表现在其创作之中。凌叔华《对于中日密约之感言》感慨：“亡国秘约已签字矣！将继朝鲜之后矣！四万万同胞将同沉沦于万劫不复之域矣！……同胞！同胞！莫忘今日之耻！”[19]满怀着爱国之热情的她指出青年之于国家的责任感：“人生自有责任，上而国，下而家，天职何限？苟以风烛憔悴之躯，临天演淘汰之日，有不败者乎？而健康之精神，寄于健康之身体，青年尤应知”。凌叔华发出议论认为，中国国力衰弱于技艺之不兴，文人误于辞章，并指出：“乃乎今日欧风东渐，乃知文章不可以图强”。[20]邓颖超作《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表达了她坚决投身中国民族复兴事业之决心。许广平《不畏难说》则表现了她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念。女学生们怀抱着对于国家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透露出接受过新式教育女性强烈的爱国热情。近代女学伴随着鸦片战争创痛在国内萌芽并经过一番筚路蓝缕的奋斗渐成规模系统。女子学校的新式教育开阔了女学生的眼界与平台，培养了一批批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思想远见的先进女性知识分子。具备了良好教育水平的女性以笔为戎抒发对于国家的关注、国事的思考、教育的理解、平等的诉求，表现了新式教育对女性眼界与格局的开拓与塑造。参考文献：[1]张謇.张謇全集(第六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2]薛福成.薛福成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4]虞和平.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8]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9]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J].女子世界,1904,(1).[10]朱浒.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经元善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12]罗苏文.女性与近现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3]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14]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5] 凌叔华.论女子学文之功用[N].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1916.[16] 张玉法,李又宁.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M].台北:龙文出版社,1995.[17] 炼石.发刊词[J].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1).[18] 贺圣鼐.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19] 凌叔华.对于中日秘约之感言[N].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1918.[20] 凌叔华.记学艺会事[N].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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